1940年10月3日，天气转晴，韩德勤的部队分成几路向黄桥进发。到了10月4日，他们开始攻城，战斗正式打响。

八十九军发起了对黄桥的进攻。4号早上，黄桥防线东边三百米的小焦庄被敌军占领。整个上午激战后，黄桥东边的发电厂也在中午被韩德勤的部队拿下。一些地段，敌军已经跨过了镇边的河沟，手榴弹都扔到了黄桥的街道上。

此刻，苏北的各路政治力量都把目光投向了小小的黄桥。4号下午，李明扬对外宣称“不接待访客”；与此同时，李长江的佛堂内，来自南京的“僧人”和兴化的“顾问”频繁出入，气氛十分紧张。更糟糕的是，陈才福的土匪团伙在我方西北区域四处抢劫，开始制造混乱……

黄桥激战正酣，战场之外却上演了一出怪事：韩"主席"率领部队与新四军厮杀，他的手下和日本兵却站在一旁，像看戏似的袖手旁观。

在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只要稍微了解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就不会有这种疑问。那时候，汪精卫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已经搞起了所谓的"还都南京"，蒋介石也暗中和日军勾结，"曲线救国"的论调满天飞。与其说日本人想亲自上阵消灭我们的抗日武装，倒不如说他们更乐意让那些顽固派替他们铲除抗日力量，这样对他们来说更划算。

日军显然也是经过周密部署的。黄桥周边的伪军全都聚集在各据点待命，大小军官都站在碉堡上用望远镜观察动向。泰兴的一部分日军也提前推进到黄桥西边二十三公里处的姚家岱，准备随时参战。

那些所谓的“中间派”表现得特别活跃，有些人甚至想趁机大捞一笔！他们可能比日本鬼子还要兴奋和积极。

李明扬守在电话旁，准时接收战场信息。李长江派自己的侄子担任副官，带着参谋和通讯骑兵作为联络员，驻扎在严徐庄陈毅指挥部附近的村庄，随时骑马传递战况。陈泰运在运盐河堤上设置了联络站，频繁传递黄桥的消息。一些还未参战的保安旅旅长也频频来电打听战局，核实情况，以便决定下一步行动。

新四军一旦失利，四面八方的敌人就会像饿狼一样蜂拥而至。

对于这些旁观者而言，遗憾的是新四军不仅未被击溃，反而彻底消灭了独立六旅和八十九军。陈毅还对他们中的不少人进行了思想工作，强调了民族大义。此外，这些人对新四军的实力依然心存忌惮，尤其是李长江的部队和薛承宗的保一旅，他们之前的惨败仍记忆犹新。

他们的立场会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李明扬嘴上对管文蔚说保持中立，可十月四号下午一听说黄桥战事紧张，立马关起门来不见我军代表，还把老朋友朱克靖给赶走了。等得知独立六旅被消灭后，他又让朱克靖打电话打听情况。巧的是，接电话的正是王于耕。

朱克靖问起情况，他清楚李明扬就在附近，平静地答道："家里一切安好。大家都出去了，陈司令员刚下命令，让我们打扫战场，接收俘虏。"朱克靖接着问："陈司令员怎么样？"王于耕回答："挺好的。昨天下午我还看见他在打篮球。"这话不假，翁达被包围后，陈老总确实投了几个球，算是庆祝胜利。

朱克靖接着问道：“江南那边的队伍到了吗？”王于耕回答：“到了，有些已经投入战斗，有些正在经过这里！”这确实是事实，不过国民党那边得到的消息是江南来了“两个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战况突然变得紧张，李明扬也因此放下了悬着的心。

李长江这个人，竟然跑到佛堂里念起经来了。南京过来的“和尚”和兴化来的“参议”，在他那儿来来往往，好不热闹。

在大伦庄的指挥所内，颜秀五、丁聚堂、陈中柱和陈才福几位纵队司令围坐在八仙桌旁打麻将。他们盘算着让韩德勤和新四军两败俱伤，自己好从中得利；还计划着一旦新四军撤退，就抢先占领黄桥。

翁达部队被消灭的消息传来，几位司令官猛地从麻将桌旁站起，慌乱中撞翻了桌上的蜡烛。陈才福气急败坏，指着报信的人大骂“胡说八道”“造谣生事”。颜秀五和丁聚堂却觉得这消息可能是真的，认为新四军不好对付，不能轻易招惹。曾经被我军俘虏过的陈中柱满肚子怨气，愤愤地说：“就算新四军消灭了一千敌人，自己也得损失八百，他们的伤亡肯定也不小！”

无论如何，韩德勤已经输了，他们也没什么好处可得了，还是接着玩麻将吧。

1940年11月1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转发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与主要经验》的电报中，归纳了新四军开展统战工作的十点经验，其中提到几项关键内容：

我们一直坚持中央的方针，就是善于抓住矛盾，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逐个解决问题。

我们打破了党内认为国民党黄埔系都是顽固派的极端看法，同时调整了"一打仗就放弃统战"的错误思想。我们坚持政治手段优先、军事行动跟进的做法，对顽固派采取灵活策略：该争取时争取，该打击时打击，顺序可以根据情况调整，反对一味强硬或一味妥协。

给中间派实实在在的好处，不让他们独占利益，提倡逐步渗透的策略，不赞成一口吃个胖子的激进做法。

深入了解对方背景，每个团队都有核心利益和关键诉求，尽量避免触碰这些底线。

在战斗中缴获敌方武器后，及时归还一部分，同时提出和解，这种做法往往能取得良好效果，尤其对顽固派部队的欺骗性手段特别管用。

根据中央的部署，为了凝聚社会各界力量，联合地方势力一致抗日，同时揭露蒋介石和韩德勤的反共图谋，新四军与韩国钧、李明扬达成一致，于10月31日在曲塘举行了苏北抗日和平协商会议。

陈毅在会议上表示，如果各方能够认可新四军和八路军在苏北的政治地位，那么这两支部队愿意与各方携手合作。他们将在现有防区内迅速启动必要的改革，并立即制定计划投入抗战行动。他还强调，新四军为了维护和平大局，已经尽最大努力，未来如果发生内战，责任应由对方承担。

韩国钧和李明扬在会上也发表了讲话，他们提倡通过调解的方式，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侵略，挽救国家危亡。

84岁的韩国钧全程主持会议，精神饱满，毫无疲态。他特别重视这次和谈的条件和通电内容，要求每位参会者亲自在会议记录上签字。他还特意让李明扬单独给蒋介石发一份电报，并让李明扬当场起草，由他亲自转发到重庆。最终，韩国钧和李明扬联合发出通电，号召苏北地区的军队、政府和民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推动国共合作，以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

在黄桥战役之前，李明扬和陈泰运等人建议让黄逸峰负责带领一支部队。为了打消李、陈的顾虑，陈毅和苏北指挥部决定在我军与李、陈之间设立一个中间区域。黄逸峰以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组建了一支由我党指挥、负责统战工作的外围部队。这支部队的正式名称是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和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部，简称为“联抗”。

1940年10月10日，"联抗"部队在曲塘组建了指挥部。这支队伍由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和保安一旅各抽调一个连组建，同时整合了白米、曲塘两个地方武装，还招募了不少热血青年加入，最终整编成四个大队。

“联抗”这支队伍是在黄桥战役胜利后成立的，表面上它保持中立，不归属于任何势力，但实质上是由共产党指挥的武装力量。后来，李长江叛变投敌，陈泰运的部队大多变得顽固不化或投靠了伪政权，保三旅也被消灭了。在这些变化之后，“联抗”的历史使命也随之结束。到了1944年10月，它正式加入了新四军，成为苏中三分区的一部分。

1940年11月7日，刘少奇和黄克诚等人陆续抵达海安。刘少奇提出建议，通过成立参议会的方式，把各个阶层的人民都团结起来，共同选举出一个得到大家认可的正式政府。

根据这一决定，11月15日，苏北地区在海安举行了临时参政会。来自江都、高邮、泰县、扬中、丹阳、泰兴、兴化等14个县的38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这些代表中，有72名是共产党员，所占比例略低于五分之一。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推选韩国钧担任名誉议长，黄逸峰当选议长，朱克靖和朱履先分别担任副议长。同时，管文蔚被选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的主席。随后，如皋、泰东、泰兴、如西等县陆续召开了参政会议，成功建立了民主政府，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打开了崭新的篇章。